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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珍贵手卷历尽劫波入藏国图

浏览次数:144 时间:201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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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与孙泰来等孙氏族人在观看手卷。摄影/谌强《积善堂记》手卷历经六百年,至今旧装完好、字迹清楚。摄影/谌强

今年是中国现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孙楷第先生诞辰120周年。

最近,国家图书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捐赠《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这一从成卷至今历经六百年风风雨雨、数次遭遇战乱风险依然保存完好的珍贵文物,终于得到了最好归宿。《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明代文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与文献,在补充国家图书馆馆藏、提供名家手迹标本与文史研究方面,都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孙楷第1898年出生于河北沧县,1922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国文系,师从杨树达、黄侃、黎锦熙、高步瀛、陈垣、傅增湘等近代文史研究的大师级学者,他自身的治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

这轴《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孙氏家族的传家宝。卷中汇集了明代永乐、宣德、洪熙朝一批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名家如姚广孝、杨荣、杨溥、杨士奇、沈度等43人题赞的墨迹。手卷的保管人孙楷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1931年毕业后到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曾担任写经组组长,并着力于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当年9月,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孙楷第东渡日本访学寻书,用了三年时间编成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等3种小说书目,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印行世。这3种书目被奉为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1941年,日本宪兵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后,孙楷第先生愤然弃职,归返河北沧州故乡家居。

孙楷第

孙楷第先生及孙氏家族后人长期精心保存的这一珍贵家族手卷,为河北沧州孙氏积善堂二世祖孙敬所制,手卷长16米,汇集了明永乐、洪熙年间重臣、内阁大学士、翰林侍讲、书法名家等43人手书真迹,十分稀见、重要和珍贵。明永乐朝七位阁臣中的胡俨、杨士奇、金幼孜、杨荣四位,以及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沈粲兄弟的珍贵墨迹者见诸积善堂手卷。杨士奇、杨荣与杨溥并称“三杨”,《明史》中说:“明称贤相,必有三杨。”“三杨”是明初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为人们所了解,但他们的墨迹今天已不易见到,并不为人所熟悉,十分珍贵。

抗战胜利后,孙楷第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3年,他由北京大学调入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一直到他去世。

积善堂手卷中留有明初重要历史人物、集高僧与政治家于一身的姚广孝的手迹,其珍稀程度可能是未闻其有手迹留存的姚广孝惟一传世之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闻知孙楷第所藏积善堂手卷中有姚广孝手迹,非常乐见,孙楷第先生妻子曾携手卷到郭沫若家请其展看。郭沫若看得非常仔细,还让在场的光明日报记者将其手迹拍摄下来,并将手迹照片赠送给孙楷第,孙家人留存至今。

孙楷第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通俗小说和戏曲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沧州集》《沧州后集》等著作。

孙氏积善堂二世祖孙敬永乐三年因才由胄监生入为朝官,曾任松江别驾,永乐十一年入京任兵部司务,擢升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与永乐朝许多官员得以相识、相知,并因敦厚笃实、居官清慎勤苦,深得姚广孝、“三杨”等赏识,当他拿出积善堂手卷求其题写时,都乐于书之。

研讨会现场

《积善堂记》手卷历经六百年风雨,至今旧装完好、字迹清楚,在捐赠入藏国家图书馆之前,其传承保管完全是在家族内部进行,深藏不露。孙氏家族对手卷保管传承立下了“非请勿动,防潮防虫,四季恒温”的规矩。仅从明清变革之际积善堂孙氏族人逃离沧州,入清后又经历了太平军过沧州,孙氏族人中有的死于非命这些兵荒马乱的世事变迁来看,积善堂手卷得以保存至今极为不易。黄侃先生1927年在手卷后书:“丁卯四年朔,蕲州后学黄侃敬观。”那时手卷由孙楷第保管,由此推算,手卷在孙楷第家至少保管了84年。

今年,为了纪念孙楷第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沧州师范学院特地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在孙楷第先生的家乡河北沧州市举行。同时“孙楷第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

其间,积善堂手卷曾数次历险。一次是1943年元旦,孙楷第到沈兼士家拜年,被蹲守抓捕沈先生的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当时沈先生已接到警告离开,日本人便留下特务蹲守,结果凡是去沈家的人都被捕。孙楷第被捕,急坏了孙家人,既担心他的安全,又怕日本人来家搜查,积善堂手卷恐怕不保。后来日本人抓捕沈先生失败后,不得不将同案人释放,积善堂手卷有惊无险。再一次,是文革中,孙楷第1968年被迫将积善堂手卷上交,手卷曾“失去”数年,直到后来落实政策发还。

参加“纪念孙楷第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有孙楷第哲嗣孙泰来、陈莹夫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王进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戴云研究员、社科院文学所吴光兴、郑永晓研究员等多位学者专家。研讨会内容围绕孙楷第古代小说研究成果和贡献以及与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的最新成果展开。

孙楷第亲身经历了文革中大量公私文物古籍被破坏的劫难,十分痛心,深感藏难毁易和珍稀文物私藏的局限,因此文革后他曾多次深有感触地说:“万一有个闪失,悔之晚矣。”手卷归还后,便认真考虑手卷的归宿问题,产生了将手卷捐赠给国家收藏的想法。但当时,孙楷第已年逾八旬,捐赠手卷的事终因其年老体衰等原因而未能实现,成为他的遗愿。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吴光兴看来,孙楷第先生的成就,是文学研究所与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最可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国内国际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特别小说戏曲文献目录研究方面的典范。“简单地比方,以小说研究为例,如果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古代小说理论论述的高度,那么,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文献目录论著,则标志着研究的深度。他是学科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一代一代的後学者,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奔跑、在他奠定的地基上建构,自然永远感念他的劳绩与奉献、也有必要研讨他的智慧与经验。”

孙氏家族的后人同孙楷第先生一样怀有捐赠手卷、让手卷由一族拥有变为国家所有的心愿。由于孙氏家族保管手卷中“非请勿动”的铁律,家中人深藏不谈,今日人丁众多的积善堂中,也只有孙楷第先生哲嗣孙泰来一人亲眼看过手卷,孙泰来及其孙氏族人经反复商议后,最终决定将《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化私为公,由孙氏家族同乡和世交、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促成,捐献给国家图书馆收藏,完成了孙楷第先生的未竟之志。国家图书馆在珍藏积善堂手卷的同时,还将以此手卷为课题确立一个科研项目,并出版一本书,使珍贵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孙楷第先生的治学风格,移乾嘉考据学以治小说、戏曲等中国传统俗文学。方法传统、正派,研究领域新兴并‘预流’。治学风格、学术类型,类似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

“沧州老人”孙楷第

孙楷第哲嗣孙泰来讲述了父亲同沧州的情谊。“父亲自从22岁离开家乡,就再没能回到这里,但家乡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小到吃穿住行,大到做人做事论学。父亲晚年所有的笔记本上都自号‘沧州老人’。”

年少在家乡时,孙楷第因为偶然的机会,遇到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父亲张以南。“我父亲自小就很聪明,念了很多书,过目不忘,张以南也有听说过,因此和我父亲见面。见面后让我父亲作文,并称赞写得很好,还送书给我父亲。张以南和曾担任过民国内阁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先生是莲池书院的同学,这都为我父亲以后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年轻时的孙楷第

“我父亲在沧州也同傅增湘先生见过面。傅增湘曾任直隶提学使,到沧州察学,见我父亲作文速度非常快,也不打草稿,于是就把我父亲的作文拿去看,并在上面批语:‘气势畅旺’。但那时我父亲才10来岁,所以没有和傅先生有更多的接触。”

1922年孙楷第离开沧州的时候,张以南对他寄予厚望,为他写信,推荐他到北京找傅增湘先生。“如此,我父亲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了傅增湘,傅先生对我父亲治学和做事方面都带来很大帮助,比如听说他要研究《柳子新论》,就让他儿子送来两个很好的明代版本。我父亲到日本搜集中国古代小说,傅先生也提供了一定资助。”

“沧州人都非常重感情,在我父亲一生中,我没见他流过几次眼泪。他去世前在305医院住院时跟我说起1949年傅先生弥留之际,他到北京西城石老娘胡同探望傅先生,出来后在胡同里走,不禁流下了眼泪。因此,沧州对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在沧州的经历为我父亲的为人处世打下了基础。例如勤俭节约,我父亲到日本寻书,只带了350块大洋,每天中午只就着水吃面包。另外我父亲没穿过西装,没戴过手表,一生都是保持着在沧州时的穿衣习惯。”

《沧州集》

吴光兴也讲到,孙楷第在北京求学与工作,离家乡并不遥远,然而,他对故乡沧州深切眷恋的情怀,特别感动人。“大学时代他有‘沧州才子’的美誉;每一位读他书的後学,都知道先生的家乡‘沧州’。他给汇集自己许多不朽之作的论文集取名《沧州集》,晚年又续出《沧州後集》,与‘沧州’一起传名宇内、流芳百世,饱含了多少‘浓浓的乡愁’。”

孙楷第的藏书

孙楷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但晚年藏书遗失一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孙泰来也就此事专门做了说明与澄清。

“社会上有种误传,说是我们家人将藏书处理了。文学所是学部去干校的先遣单位,从动员到启程,中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像杨绛在《干校六记》里所说,‘人走家搬’。当时北京的拍卖行完全爆满,那时红木家具几乎是块八毛就可以搬回家。我父亲当时想把书给北京图书馆,但对方不愿意接收,也找过其他一些单位,都不愿接收。因为那时把这种古籍当作‘四旧’,因此也没有寄存在朋友那里,怕给别人添麻烦。万般无奈下找到了中国书店。我父亲给中国书店来的人讲了几句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话。他说:‘我的书是人民给我钱买的,我去干校,我要把书再还给人民。我今天把这些书送给你们。’”

当时中国书店来了三位同事,最后只讲了一句话:“我们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这些工作人员是前门中国书店的,但为了方便,把书运到了距离更近的海淀中国书店。

后来因为孙泰来在燕山,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中国书店便通知亲戚前去,交给他426.67元钱,意思是作为购书款。“当时这位亲戚提出: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和当事人谈。因为最初说好是送书。但中国书店的工作人员说,你先把钱拿走,其他问题以后再说。便要求中国书店打了一张白条,底下还有一个中国书店的章,现在这张白条还在我们手中。”

孙楷第晚年留影

“失去这批藏书,给我父亲晚年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看起来又瘦又弱,但其实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当时中国书店把藏书拉走时,我感觉我父亲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今年北京的德宝拍卖会·忘得亭专场上有一批我父亲当年散失的书,既然‘文革’期间,我父亲的藏书全部失去了,今天再在拍场上出现这些书,我也不会再有什么计较。”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倩也曾就孙楷第藏书失散一事撰文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为1972年8月9日孙楷第给周恩来总理上书求援的亲笔信函以及孙泰来的回忆讲述。

在给周恩来总理信函后,还有孙楷第凭记忆开具的不完全的藏书目录。根据刘倩的总结,主要分为七个部分:解放后新出版的书,经部共34种,史部共116种,子部105种,集部128种,丛书15种,杂志1种,除此之外还有笔记手稿。而在1969年11月中国书店前门收购处开具的收购“白条”,则将孙楷第藏书分成三类:1,古旧书,20种,297元;2,鲁迅全集1部、马恩全集13种,33.47元;3,古旧书,660公斤,196.20元。据刘倩分析,第一类“古旧书”,大概就是所谓的珍本、善本。

据刘倩所述,自1972年至1986年孙楷第去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孙楷第无论以一己之力还是寻求有关部门帮助协调,都未能从中国书店取回自己的全部藏书。在与中国书店的多次交涉中,“唯一的成果,便是1980年11月5日,由社科院文学所出资赎买,换回了六捆杂乱无序的书籍。”

从孙楷第藏书中发现的许政扬读书报告封面

经过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镰及家人朋友的多年收集,目前找回了少量孙楷第批校的自著书和手稿,包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六本《沧州集》和《曲录新编》手稿六册。《读曲札记》手稿却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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